黄土地上望星空

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

今天是5月11日，星期四，现在卡纳克的时间是早晨7点半。我开始录昨天行程的口水日记。

前天很有意思。我们从一个居民点出发后，赶到了一个猎人的小木屋里。这个小木屋位于我们路途中的一个峡湾的边儿上，是一块儿大平地，背后靠着山。在峡湾中，这种平地是少有的，一般都是山和海之间的斜坡，不适合扎帐篷。但这块儿平地是一个大台地，我看了看，上面有个用布扎起来的帐篷，还有个木屋。实际上，前天晚上我还是睡在了我自己的帐篷里，没有住那个用布扎起来的帐篷。因为这个帐篷太大、太空旷，而且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人居住过了，心里就犯嘀咕。所以我还是坚持要住在自己的帐篷里，这样风很小，住着也很舒服。

昨天早晨起来后，我就录口水日记，索菲斯着急地等着我，说：“今天要早点出发，因为路比较远。”于是我就早一点出来，吃了方便面，把帐篷拆了，然后就在那儿转悠。前天晚上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看到猎人木屋的后面有好多大石头。其中有块儿特别大的石头，它迎面的石壁很光滑，上面刻着字。一看刻的什么字呢？大概意思就是，1957年7月20日，***到此一游，上面还有4个人的名字，都是英文的。此外，山上其他大大小小的石头上也有七八块儿都刻着，1985年***来之类的字。看来这个地方可能是来探险的人的一个聚集地。我问了一下索菲斯，这些人都是怎么来的，他说可能是坐船来的。想想也是，如果夏天来的话，还好一点；冬天的话，如果不是因纽特人，那就太困难了。像我们现在坐着狗拉雪橇，这样的走法实在是太困难了。

但我看到这些探险者的做法，就发现了一个问题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在中国不能随便乱刻乱画⁠。中国的古迹很多，以前很多人就爱干这种事情。中国人从古代开始，就喜欢走哪儿都要做摩崖石刻，比如去泰山你会看到到处都是这些刻画的痕迹。因为古代文人行走到哪里都是要留名的，留什么名呢？想千古留名。但现在来看，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，已经为人所不齿了。比如，如果有人在长城刻字，被抓住了，是要受处罚的；如果有人在埃及的金字塔刻字，被抓住了，也是要受处罚的。但是现在这些西方人，来到了因纽特人居住的这么干净、纯净的地方，也是世界至北的地方，却要把自己的名字做成铜牌，深深地镶在石头上。我抠了一下，根本抠不动，看来他们的意思是想在这个地方与世长存。其他石头上也用涂漆写着各种各样的字，而且经历了几十年，这些字依然很明显地存在着。这些人跑到世界至北，在这么一个干净的地方，非要刻上一个“到此一游”。而且这里不是你的地盘，是别人的家园，这就好比跑‌到别人家的花园或者菜地里去大便一样。所以看着这些，无论从文化上还是心理上都没法让人接受，也觉得他们非常虚伪，想着这些西方人跑到这个地方以后，肯定认为自己是从文明的地方来到了落后的地方，所以非要在上面“拉一摊屎”留下来。

因为看到这个我很生气，所以就写了一首诗，把它录了下来。我是这么写的，诗的题目是：

《山岩上的屎》

——2023年5月10日17时40分写于冰原帐篷里

清晨的猎人木屋显得沉重，

因为冰原上云层很厚，

因为木屋后的山岩杂乱斑驳，

像是被人涂上了屎。

我爬上去一一查看，

发现那可不是普通的脏污，

知道吗？

那是一片片某人某年某月到此一游的字迹。

他们把自己的名字用铜板‎刻在了岩石上，

还刻上了日子，

是1957年7月20日，

也就是说，

他们在那一天拉下了大便。

这些世界至北的屎

幸亏不是中国文字，

这是世界至北的耻辱，

幸亏不是中国文字。

我想这是殖民者的情绪，

证明他们想统治世界。

索菲斯说，

他们是乘坐现代化的轮船，在这里靠岸、赏景，

我说他们是人类的垃圾，显得肆无忌惮。

艾道尔摇摇头说，

看不懂上面的英文字母，

他说，也许他们是想证明，

来到这里后，他们被上帝原谅。

人人都有前生的罪，

人人都想穿过窄门，

来‎到了世界的尽头，

在岩石上大便。

在某年某月某地就可以向某人宣布已经赎罪，

因为他们在天涯海角的岩石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在岩石前我摇摇头，

大声把他们的名字念给世界和因纽特人，

Michael Holland和Carsten Velsboe。

写这首诗是为了表达我心中的愤怒。当一个征服者带着由上至下的视角，到一个民族的地盘去考察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征服者的姿态？因为近些年，西方人类学家都是用一种由上至下的眼光，看待他们考察的所谓的落后地带。

苏联作家阿尔谢尼耶夫写了一本人类学考察笔‬记，叫《在乌苏里的莽林中》。这本书写得很棒，记录了阿尔谢尼耶夫带着沙皇俄国交给他的任务，去考察中苏边境乌苏里莽林的情况。在那里，他遇到了一个中国老人。这个老人是个猎人，一个人在那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年轻时想要娶的女人，被他的哥哥娶走了。所以他很生气，就跑了出来，来到这个莽林中开始了离群索居的生活，这一来就是几十年。阿尔谢尼耶夫这个人类学家跟这个老人一块儿生活，其实也是让老人给他当向导。这期间，他看到这个老人可以与万物对话。比如，他会说今天的空气很坏，今天的太阳不好，然后又说树发脾气了。现在看来，其实这个老人应该是受到了萨满教的指引，这个信仰就是相信万物有灵。阿尔谢尼耶夫把乌苏里莽林中的这些情况记录得非常清晰，包括如何跟那个老人一块儿穿越密林、一块儿经历危险，一直考察到乌苏里的边境上。在那里，他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农民或者说是森林里的猎人。但是阿尔谢尼耶夫第二次再去的时候，这些人都已经不在那里了。我猜这些可能是鄂温克族人‮，因为他们养了很多鹿。

另外，《在乌苏里的莽林中》一书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了当年沙俄扩张的野心，因为他们那时已经开始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测量。而那时候的中国还很愚昧、落后，还不知道在自己身边已经要发生扩张行为了，所以当他们还处在原始萨满状态的时候，他们的家园已经被别人进行了测量。测量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有一天要占领这里。所以像这样的人类学著作，一般都是采用由上至下、从先进到落后的观察模式。这些人有着道德上的优越感，认为自己先进、别人落后，想着“我从先进的地方来到这里，你们却还在莽林中，过着原始一般的生活。”这确实是这些年西方人类学家的一种做法，或者说是这些人的耻辱。

法国人类学家列维-斯特劳斯，也是存在主义学派的领袖人物。他有一本著作叫《忧郁的热带》，记录了他去亚马逊热带雨林考察的情况，这本书在人类学上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因为一般的人类学家都是先从理论体系入手探讨人类不同的文化、生存模式，以及历史发展情况，但列维-斯特劳斯不同，他和俄罗斯人类学家一样，采用民族志的方式，亲力亲为记录这些。但在《忧郁的热带》一书中，列维-斯特劳斯记录的仍然都是落后、愚昧。他还有一首诗写道，“亚马逊河为什么你是干瘪的乳房”，等等，很多类似这样的内容，我看了也感觉很不舒服。

当然，他们可能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出发，认为全世界的人看到这里后都会觉得太落后了，所以要征服这里。这就跟之前八国联军攻打中国一样，要求中国必须把国门打开、把海关打开，让他们的货能运进来，因为他们代表着进步，所以要跟中国做贸易。实际上，他们跟中国做贸易，就是想把他们的东西卖给中国，把中国的好东西拿走，他们好从中获利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说这是᠎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方式。虽然落后的国家也会受益，但是这种在被迫情况下打开国门，就牵扯到民族尊严问题。而从人类学角度看，也涉及原住民的文化被侵略、被浸透的问题。所以对于列维-斯特劳斯的这本《忧郁的热带》，现在如果换一个角度看，可能你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了。

海明威是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，获得过诺奖。但是海明威的问题在哪儿呢？他常年在非洲生活，经常打猎。他也是带着由上至下的眼光，看到的都是非洲人的落后、野蛮。海明威坚持的就是人类中心主义、西方中心主义，认为自己是一个优越的白人，来自西方的先进世界，在非洲这里可以随意享受打猎的乐趣，打各种野生动物，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在进入21世纪后，我们回头再看这些观点和做法，可以发现对18世纪以来的文学、人类学的很多观点都需要进行反思、批判。从这个角度上出发，我们可能需要回到生态中心主义，或者叫做生态批评。生态批评讲的是要以万物和谐、平衡为中心，不应该是谁征服谁的问题，也不应该是谁由上至下看的问题。

我们都知道，丹麦人统治格陵兰岛300年，他们曾经让这里的女性强行绝育，为什么？丹麦人认为因纽特人发展得太多了。因为他们骨子里认为这些因纽特人太落后、太野蛮，而且低种族的人不应该生这么多孩子。这就是他们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特殊表现。所以我们看哥伦⁦布以及一些西班牙人去南美，美国人去印第⁦安，都要进行屠杀，为什么？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地方太落后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18世纪以来的文学、人类学思想著作，看样子应该是到了该清理的时候了。比如，生态批评的观点实际就是要回到萨满文化的中心点，即万物有灵，跟万物要和谐，人和万物不应是对抗的关系，而应是一种平衡的关系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当我走到格陵兰岛，在这么一个世界最北的地方，还看到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印记，就让人觉得很不舒服。所以我说它是岩石上的屎。

其实，前天上午我们到村子里的居民点去看的第一家，就是那个老人的小屋。我到了那里一看，发现村子里几乎一半的人都在那儿，当然都是男人，可能女人在自己家里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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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跟索菲斯说，我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中国人。这就说明一两千年以来，他们第一次跟中国人这么近距离接触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我们并不应该带着认为他们怎么还那么落后的眼光，来访问他们。因为格陵兰岛这个地方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还处于相对原始的社会状态。所以从我的观点来看，我是带着崇敬之意来的，而且还从内心里感谢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文化保护得如此之好，能够让传统的生活习惯、模式还一直存在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看到一个问题，基督教作为一个外来文化，已经进入到村子里了。而且自从基督教被引进以后，萨满教就开始衰落了。我想如果这个世界未来只有三大宗教，基督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，只剩这么一点文化，那人类就太可怜了。因为这三个宗教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，但萨满是原生性宗教。所以在遥远的格陵兰岛，当我看到萨满这种原生性宗教正在逐渐被消灭，就会让人感觉非常惋惜。这也是人类脸谱行动的魅力所在，能看到有些正在消亡或已经消亡的东西，因为我在现场，能看到留下来的现场痕迹。

关于这个问题，我还看到过一本书，是80年代由“世界知识出版社”出版的，名字叫《格陵兰游记》。这本书是谁写的呢？是一个多哥的黑人。这个黑人很有意思，在16岁时就想来格陵兰岛。于是他从家里逃出来，辗转了七八年，从很多国家一点点挪到丹麦，最后来到格陵兰岛。他是那种黑得不能再黑的黑人，他爸爸在多哥是一个电工，有8个老婆，其中3个老婆生了孩子。他的游记是采用现场民族志写法，因为他在格陵兰岛生活了很多年。但是他主要是生活在努克这边，最远走到了乌佩纳维克，再往下走才能到达真正的至北之地，也就是卡纳克这个地方。但这个多哥黑人在生活记录当中，也有着很多他自己的视角。他回忆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灰暗的东西，说的都是这里多么落后，性开放、性混乱，甚至于乱伦。而且从字里行间也能看出，他把自己当做了一个种马，说⁠女人看见他眼睛都发光，认为他真帅。其实这个人就是个黑大个儿。从中可以看出，这个黑人从非洲多哥那么落后的地方跑到格陵兰岛后，也认为这里比他们非洲更落后。所以他带的也是一种由上至下的观察视角，带着一种猎奇的眼光。

所以当今人类学面临的问题就在于要重新摆正研究态度。当我们作为一个异乡人，去看另外一个地方的文化时，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？是不是应该尽量还原它本来的样子？我们不要带着批判的眼光看他们，只看它的落后，看到性混乱或者环境脏乱，或者原住民愚昧，等等，不能用这种眼光，而是要回到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结构当中去理解他们。就像这几天，我跟着这两个优秀的因纽特猎人一起生活一样。通过观察他们，我就发现他们有属于自己的一套生活模式。比如，他们不会像我们那么客气，吃东西的时候先谦让别人。当你进了他们的屋子里，他们也不会站起来，请你进来，而是来就来了，你想坐就坐着，想站就站着，是这样一种模式。看到这种情况，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，就能理解了，他们之所有这样做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被现代社会礼节当中的那些客套、虚伪的东西影响。他们认为你来了就吃吧，来就来了，还能怎么着，很自然、很简单。所以我们要从这种文化角度去换位思考他们的生活习惯。这也提醒到我，在接下来的人类脸谱行动中，起码要有一种平常的心态或价值观。比如，当年在进行人类脸谱行动时，我走进德国、法国后，看到的问题也很多。但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背景的，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，主要是靠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玩命干，忍气吞声、忍辱负重，大家一块儿把经济做了起来，所以现在中国强大了，走到哪儿都让人觉得我们这些企业家有钱。像这次来，我带了四瓶很贵的威士忌，让大家一起喝，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。当然，这个时候要避免这样一种态度，就是看到卡纳克的现状会不自觉想到：我们当年就是这么穷。当我们想到这里，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就已经出现问题了。我们应该看到，他们的生活模式、文化结构还能保留到现在这个样子，是多么的珍贵和有意义，我们要考虑的是他们保留了多少人类最纯正、最完整的东西。

如果更进一步的话，就是在祝福他们这里经济发展、生活改善的同时，希望他们的社会不要解体。比如现在就有一个很现成的例子，我来到这里后，看到这样一种情况，卡纳克这个地方年轻人已经不多了，大都是岁数比较大的人。据统计，整个格陵兰岛大概有5.6万人，其中劳动力人口是2.7万。但这里有一个情况，就是这些劳动力人口主要从事的是渔业和狩猎，而这都是比较原始传统的生活技能，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再做这些了，所以以后谁来继承这些技能？此外，还有一个大问题，这些年轻人一旦离开格陵兰岛，基本上就不再回来了，那也意味着这个社会正在解体。所以这里也是有很多问题的。再比如，格陵兰岛自1979年自治以后，主要想发掘更多的矿产资源，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。第一，发掘矿产资源需要劳动力，当地哪有劳动力呢？如果从国外引进劳动力，立刻就会引发轩然大波；第二，发掘矿产资源需要钱，当地政府没有钱，只能进行招商引资。但是招商引资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另外一种的现代性被殖民化。

当然，这里现在的问题更大。因为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，我觉得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、包括北约都会把格陵兰岛当做重要的军事基地。实际上，美国现在已经把这个基地改成它的Pituffik太空基地了。据说那里还有核武器，当然美国是不承认的，但最近F-35已经进到这里了。所以关于格陵兰岛未来的命运，我不是很看好。我觉得可能就是像1957年这几个家伙一样，来到这里写上到此一游，刻在铜牌上。然后过些年再回到这里，发现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当年的情景也不复存在了。但是一看那些铜牌，就会想起来当年在那么落后的时候，他们就来过这里了。这可能就是格陵兰岛未来的一个结局。

像多哥的那个黑人米歇尔，他回多哥后，在他们那里非常有名的电台里讲了这个地方的情况，中国也翻译过这本书。但实际上这是一本非常拙劣的游记。这个黑人在书里炫耀了他的性经历，他甚至得了性病，而且这个性病可能是他带到格陵兰岛的。然后他就把自己当做种马，觉得谁都想跟他上床。像这种社会底层的人出来游历，他只能炫耀自己的探险经历，炫耀自己的性经历、性占有，以弥补他在多哥只能做奴隶、做不了主人的遗憾。像列维-斯特劳斯这样的人走完亚马逊，写出了一本关于热带雨林原始社会生活状态的调查报告，他因此变成了法国名人；而《在乌苏里的莽林中》一书则反映出了沙皇俄国的野心，就是要盯着中国，测量中国的边境。实际上，这样的观察和记录都是以一个威胁他民族存在的方式，或者是看不起他民族原住民的方式或模式而进行的学术研究，所以说这是让人觉得很可耻的做法。

契诃夫不错，他去的是萨哈林岛。萨哈林岛是沙皇俄国流放囚犯的一个地方。沙皇特批契诃夫去了流放地。到了那里以后，他有比较大的自由，可以访问各种各样的政治犯，所以回来以后，他感触非常深刻，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。流放是历代统治者对犯了罪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情。比如，格陵兰岛是怎么被发现的呢？挪威的一个囚犯，外号“红胡子”埃里克，犯了罪被驱逐了。驱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没有目的地的流放，但他就得走出去，爱去哪儿去哪儿。最后他就跑到了格陵兰岛。清朝的皇帝也有流放囚犯的情况，动不动就会把谁发配到什么地方，披甲为奴，比如流放到东北。所以契诃夫到萨哈林岛流放地，用民族志的方式做了很棒的社会现场调查。这个很了不起。

话说回来，这些都是我看到这个铜牌后，站在木屋前，想到的很多问题。因为我已经站在了因纽特人的地盘上。所以看着这两个猎人从木屋里把他们的装备、饭碗都提出来，装在雪橇车上，我就说跟肮脏的铜牌再见吧，再也不想见到它了。当然，我估计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了，因为来这里的确是太不容易了。